导读本报道的作者是马俊。编辑说明：1994年4月20日，随着64K国际专线的开通，中国成功实现了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成为第77个加入互联网的国家...
本报道的作者是马俊。
编辑说明：1994年4月20日，随着64K国际专线的开通，中国成功实现了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成为第77个加入互联网的国家。这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时代的起点。转瞬30年过去，中国如今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各种基于互联网的应用程序早已深刻地融入并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环球时报》于4月20日举办了"中国互联网30年专题研讨会"（如下图），与会专家们回顾了中国互联网在过去30年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同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已经充分享受到了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好处。
30年前，连接世界的国际专线是从中国科学院软件园2号楼位于中关村南四街四号出去的。亚太顶级域名联合会（APTLD）前董事谭亚凌认为，中国互联网的兴起正好迎合了全球化趋势。1994年被誉为“国际网络年”，随着“信息高速公路”概念的出现，中国成为第77个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国家，正是抓住了这股浪潮。
没人能想到的是，最初只是为了简单地实现计算机之间链接的互联网，会演变成如今这种改变世界的重要基础设施，甚至可以说，全球社会经济运作已经无法离开互联网。谭亚凌指出，由WEB1.0过渡到WEB2.0再到如今的WEB3.0时代，以及各种各样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研发，都是为了满足更快、更广、更无处不在的连接需求和渴望。现如今我们所讨论的互联网，实际上是在互联网上运行各种WEB服务、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以及基于网络运作的整个经济社会系统。“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互联网本身。”
吕本富总结指出，互联网已经从早期的信息连接，演变至人与人的连接，再到智能的连接，最终拓展至场景之间的连接，连接的深度不断增加。每次连接深度的提升，都代表着软件对人类理解的深度升级，相应的替代难度也呈指数级增长。他认为，从网络经济的角度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网络经济，2010年之前是记录革命，我们将纸上和脑海中的数据录入信息系统，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是典型的商业模式，以流量为核心。第二阶段是平台经济，特别是2012年智能手机的爆发，消费互联网升级，本质上是软件分发的革命。平台经济正处于风头上，塑造了许多商业模式，并出现了移动支付、手游和短视频等走向全球互联网产业的应用。第三阶段是智能经济，从2015年开始，算法对人的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大部分决策都是人机混合模式。ChatGPT标志着大模型时代的开始。大模型本质上是算法整合了大规模计算力和大数据，在开源条件下，成为了开创性的技术工具。它的核心在于参数，这些参数从数据中产生出信息、知识和智慧，模型的参数反映了知识和智慧的丰富程度。第四阶段是体验经济，2021年元宇宙引入了多种感知技术，让人仿佛身临其境，个体不仅仅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
然而，目前元宇宙的热度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它对现实的模拟准确度不高，还需要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沈阳教授指出，过去30年，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对人性的理解。例如，中国的短视频平台展示出中国网络与国际网络之间的显著差异。
未来发展方向，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吕本富觉得，ChatGPT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之前或许可以被称为轻互联网时代，之后或许可以被称为重互联网时代，而在这其中，算力-能源体系将会成为核心。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技术持续创新，创业不断进化，社会深刻改变，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总体趋势。
由ChatGPT等大型模型代表的作用相当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蒸汽机工业化了体力劳动，大型模型则是脑力劳动的工业化，这才是真正的变革”。通用的GPT功能将成为多个行业的接口，将重塑与知识相关的行业。“将来，我们在互联网上获取信息时，可能不再需要搜索引擎的搜索框，GPT式问答将成为基本界面。”他指出，未来互联网将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为算法实现与个体用户的“细胞级连接”，相当于激活生命体的神经末梢，从而使整个生命体升级，同时能耗最低。
尽管中国在过去30年的互联网发展中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提醒指出，随着我们从互联网获益的增多，对网络的依赖也随之增加，而潜在的风险也逐渐暴露。未来中国可能会面临来自各方的潜在对手利用互联网这一渠道进行攻击，因此有针对性地加强防范显得尤为重要。
秦安战略智库的创始人秦安指出，在这些新威胁的概念方面，我们可以学习俄罗斯的一些尝试。从技术角度来看，网络安全不能仍然停留在“捆绑式黑匣子打补丁”的方式，而必须升级至底层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应该使网络攻防进入更高级阶段。
谭亚凌指出，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未来互联网攻防战的趋势。由于如今各国社会经济体系对网络的重大依赖，未来冲突中甚至可能出现“将整个国家直接从国际互联网中抹消”的情况，例如物理上切断光缆，或者在IP层面、根服务器层面删除数据，导致特定国家与国际互联网断开连接等敌对行动。尽管目前没有真正发生这种情况，但国家网络安全风险依然存在，这个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未得到有效解决。
如何评价人工智能技术？
沈阳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他指出，过去30年从信息互联网到人际互联网再到智能互联网的发展，展望未来将涌现基于元宇宙的体验互联网和脑机接口技术的意识互联网。他预测尽管当前各类产品规模生产已成常态，但创意仍高度专业化和定制化，人工智能未来将推动创意和知识生产实现规模工业化，创意将不再稀缺，人类整体发展速度将大幅提速。
沈阳指出，我们以前依赖互联网和搜索引擎很大程度上来获取信息，但未来会更多地依赖人工智能。近来有一句话说，“知识留给AI，智慧留给人类”。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我们将用不到1%的智慧来利用99%的AI 劳动力。AI完成任务后，我们可以运用审美、判断和决策能力来决定应该保留哪些内容。
刘伟注意到，尽管目前人工智能概念非常炙手可热，但这些概念都是基于大型语言模型和多模态大型模型，技术上存在一定限制。很多美国专家承认，目前使用的数学模型难以实现人们对人工智能预期的效果。特别是这些模型的基础建立在线性函数和触发函数上，导致了大量的非线性问题，成为所谓“机器幻觉”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工业界和军事领域不敢轻易采用这些大型模型，甚至影视界和娱乐界也不敢直接用于拍摄。
刘伟指出，目前人类主要在解决方向性问题，即那些数学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算计”。相较之下，大型人工智能模型则是基于规则或统计概率构建的数学模型，利用计算得出结论，这就是“计算”。人类的优势在于善于规划和算计，劣势是计算不够准确且速度较慢；而大型模型擅长计算，但缺乏规划能力。他认为，未来应发展“人-机-环境”系统智能网络，环境提供了一个结合计算和算计的平台，二者结合可超越现有人工智能。美国已在此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例如，1997年国际象棋冠军被超级计算机“深蓝”战胜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启动了代号“深绿”的人工智能项目，旨在整合过去数据和当前数据提出最佳解决方案以供指挥员选择。该项目不断演变，如今发展为五角大楼的“智能参谋长助理”。刘伟透露，未来人机环境系统智能网络发展方式包括主动推荐、交互学习、高效容错、混合决策和按需组网五个方面。
刘伟指出，基辛格在世时曾强调了人工智能和核武器的比较，认为“人工智能比核武器更危险”。这是因为人工智能主要受企业控制，政府难以管控，并且像OpenAI这类企业的崛起还可能对美国国会造成影响。其次，未来小国或组织可能会利用人工智能对大国造成严重后果，甚至挑拨大国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美国非常担心人工智能制造的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会影响总统大选。
未来，中国将能够为互联网做出什么贡献？
ICANN根服务器咨询委员会核心专家、全球IPv6 Forum Fellow王伟指出，互联网基础资源和基础信息服务的治理问题，将对当前和未来互联网发展方向产生影响。不论是从网络安全、全球政治博弈，还是商业竞争利益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基础资源和基础信息服务的开放度逐渐减小。例如，IP地址和域名数据公开信息查询服务的透明度逐渐下降；全球各大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由于移动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改变，传统的WEB数据开放模式也逐渐变差。目前无论国际大语言模型还是国内大语言模型，都建立了各自封闭的体系，围绕训练数据和算法参数。可以看出，主张全面开放互联网的传统理念可能即将终结。在底层IP地址和域名管理问题上，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一些非官方的互联网治理非营利机构，随着30年的发展，社区对它们出现了两种担忧：一是这些机构是否会在国际政治压力下取消或修改现有的中立性运营规则；二是这些机构在几十年的民间运营中是否形成自身私人利益团体，这也在客观上呼唤更多多样化新力量参与未来互联网治理机构的变革。
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全球最大的IP地址管理公司LARUS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陆恒介绍了目前国际互联网IP地址分配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风险。他表示，目前全球有5家私人公司负责分发IP注册地址，保持IP地址的全球唯一性，并实时验证IP地址路由。这5家公司分别注册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毛里求斯和乌拉圭。这些公司控制着IP地址的分发，从而决定了谁能够上网，他们甚至有关闭某个国家互联网的能力，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然而，这5家公司目前各自为政，彼此之间的机制和系统不相容，缺乏相互监督和制约。此外，他们运行的IP地址数据库甚至没有独立的第三方数据备份，一旦出现问题，潜在风险极大。
卢恒指出，过去25年来，控制亚太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互联网IP注册数据库的是注册在澳大利亚的APNIC私人公司。在当前地缘政治情势下，澳大利亚身为“五眼联盟”成员之一，不适合作为一个应当中立的互联网注册机构的注册地。中国互联网IP地址的注册和路由事宜关乎中国是否能连上互联网，这是一项重要事务，绝不能被一家私人公司操控。此前，APNIC的姊妹机构AFRINIC曾有试图取消数亿用户使用的IP地址的事件，尽管未最终成功，但这确实构成了实际而非理论上的威胁。
卢恒指出，APNIC的治理改革尚处于初期阶段，希望中国地区会员能够团结一致，减少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IP地址使用风险。
W3C国际化标准工作全球负责人薛富侨表示，中国在Web技术标准、国际化及标准流程改善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然而，互联网技术一直在不断发展。过去的教训告诉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才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浏览器引擎不仅仅关乎浏览器本身，还涉及众多衍生应用，诸如微信、淘宝等经常使用的应用程序都依赖浏览器引擎。然而目前中国在相关领域人才短缺，国产浏览器都采用国外的引擎。要改变这一状况，我们需要加大科研投入，培养更多的互联网和技术标准专业人才，并积极融入国际标准制定工作中。